我希望我的國家社會做的事情
1. 禁止聚焦於犯罪人及犯罪事實，防止讓犯罪者烈士化，eliminate偏激仇恨言論
2. 提高人們法意識，保障律師對犯罪人的辯護權
3. 政府承擔責任，了解、修正制度中容許滋生犯罪的溫床
法院謹慎的在被告程序權益和被害者保護間取得平衡，容許布雷維克在陳述帶有偏激政治思想的犯罪動機，以維持其言論自由，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（*註二），以保護被害者的觀感。
事發後，對被害者的支援和扶持就一直是挪威社會關注焦點。每位罹難者的喪禮，都有政府官員到現場致意。挪威政府也基於事件的規模，增加對被害人的補償金。人民自發性走上街頭，以大規模的哀悼儀式紀念逝者。
對被害者的重視並未導致對加害人的妖魔化。挪威社會固然對布雷維克的行為感到憤慨，但他們的反應是對其盡可能視而不見。多數挪威媒體沒有過度報導布雷維克個人的新聞。當挪威每日新聞（Dagbladet）連續四周將布雷維克的照片和消息放在頭版，社會就發起抵制活動。而在其他國家中往往成為輿論上與被告同罪的辯護律師，卻在挪威贏得了眾人的尊敬。
里佩斯塔德（Geir Lippestad）律師接到布雷維克陪同警詢的請求後，義無反顧地接下辯護律師一職。他以辯護人身分保障布雷維克法律上的權利，而非用其角度，以發言人之姿對外發表布雷維克的政治言論。一名十六歲的于托亞島倖存少女，甚至主動要求與里佩斯塔德見面致意，因為她認為：「他所做的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。」
法院謹慎的在被告程序權益和被害者保護間取得平衡，容許布雷維克在陳述帶有偏激政治思想的犯罪動機，以維持其言論自由，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（*註二），以保護被害者的觀感。
挪威政府將專業審判事務交給司法人員，不對審判或被告作個人評論。立法權倒也追究責任，但並非自己權限外的，布雷維克的罪責，而是行政責任。挪威國會任命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七二二事件獨立委員會，調查並評估事件當時，政府的危機反應和處理是否適當。委員會於隔年公布的報告對政府的缺失嚴厲抨擊。警方的反應不足，及安全措施不完善，使事件的傷亡人數因此擴大。挪威在槍枝管制上也有不足之處。首相史托騰伯格對此公開道歉。務實且勇於承擔，這就是挪威人的處世態度。
......
挪威在面對恐怖攻擊和重大暴力案件，走出了與多數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對接連出現殘忍暴力事件，從2012年的台南湯姆熊割喉案、去年的北捷血案，到今年五月的女童割喉案，且六年來年年執行死刑的台灣¬而言似乎不可思議。無須嚴刑，挪威社會仍然安定，民眾並未因此喪失安全感，對政府也抱持高度信賴。
筆者曾就這些相關問題於2013年訪問挪威奧斯陸大學犯罪與社會學院教授琳‧薛登（Lill Scherdin），教授首先指出挪威七二二事件的特殊之處，在於行為人布雷維克不怕嚴刑峻罰，也不怕死。甚至，他公開於網路的萬字宣言中表示，希望自己這次犯案殺的人多到讓挪威恢復死刑。他渴望自己像個烈士一般的死去。因此，挪威整體社會很有意識的避免社會走向與現況相反，也就是布雷維克期待的道路邁進。這也才是對犯罪造成社會傷害的最適切反擊。
此外，薛登教授認為死刑在挪威並未因為七二二事件而成為討論焦點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挪威人民已經長久處於沒有死刑的狀態了。如果生活在已經很久沒有死刑的社會，即使發生了一件極端嚴重的謀殺，社會多數人沒有經歷過死刑執行的年代，也就不會習慣依賴一般狀況不存在的制度。
難道挪威人民對於重罪行為人受到嚴厲制裁沒有慾望？薛登教授表示，對於一個犯罪事件，人民還有一個同樣需要被滿足的願望：了解真相。
在挪威，七二二事件的審判過程，除了涉及被害人隱私保護及被告發表極右言論部分，全程由電視轉播。審判進行得謹慎且緩慢，例如精神鑑定出庭作證時，法官的問題很清楚，步調也放緩。不只是審判相關人員，所有收看的民眾也可以完全理解審判內容，了解被告的心理狀態。所有人實際上都充分的參與了審判，這個緩慢的過程也有冷靜社會大眾情緒的作用。當人們理解後，即使仍然非常生氣，可是了解真相的需求受到滿足。
對美國與亞洲死刑研究深入的薛登教授認為一個國家沒有死刑，媒體也不會在此大做文章。這和還有死刑的國家不同。還存在死刑的國家，媒體會將焦點聚集在本案是否判死刑，而非實際發生了什麼事。在報導中，為了合理化被告的死刑，被告往往會被妖魔化。因此死刑容易將刑事案件戲劇化，創造出情緒性的高牆，阻隔了人們對事件發生的客觀理解、阻絕了人們了解真相的機會，即使這反而是人們更需要被滿足的需求。反之，挪威的人民有機會了解真相，而非不明不白的憎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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